甘铁生
甘铁生（1946年—2018年），笔名紫峰，祖籍台湾台北，出生于北京。1968年赴山西太谷县乡村插队务农；1979年在《今天》杂志发表首篇小说《聚会》。1987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中文创作系；历任北京门头沟文化馆《百花山》报主编、全国台联《台声》杂志记者编辑。民盟成员、中国作协会员。代表作长篇小说《都市的眼睛》《1965—前夜》；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爱》。2018年7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72岁。
作者：甘铁生
节选自甘铁生《高中》
如今，很多往事已经模糊不清。记忆像一张褪色的照片，影像也洒满了尿迹。只有个别细节还在脑海里如同跳跃的浪花，偶尔将光斑一闪，让你欣喜地张网将它捕捉。1974年，春节过去了。春天来了，该回村务农了。想到回村我就有点怵头。说实话，我并不怕原始般只靠肩挑背扛的劳动。当初选择那个偏僻、冷落、仅有9户山民的小山村，不就是去自讨苦吃的吗？不就是想凭着青春热血和精力，体尝一下毛主席号召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吗？我们不是都说，要用我们的双手，拼出一个沧海变桑田的世界？况且山民们不是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息繁衍吗？但仅仅几年，知青以激情谱写的理想之歌就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悲怆凄惶的唢呐声。对“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厌倦，对当时流行观念的嘲讽，对人生价值的新探索，使我们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大串连”，希冀在再次深入社会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定位。我已经3上华山，数次往返晋祠，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也已经浪迹了一番，并且不止一次地和朋友们探讨全国旅游的方案。这当然要比呆在那个写满惨痛的幼稚和失败的小山村有趣得多。想想自己和众多的朋友那么满怀理想、充满狂热地地奔赴农村，甚至有人写血书誓言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扎根”一辈子，要“改天换地”，建设出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真是觉得“太过份”了——是自己幼稚得过份，是政治激进主义者的手段太过份，他们最终能收获到什么果实呢？醒悟了的人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回首往事？那些已故的领导人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废话暂且不说，只说当时我们到窑子头公社杨庄大队一起插队的30多名同学，无论那些入了党的“坚定的”扎根派，还是始终就处于动摇中的“插青”，都心知肚明：这次深入中国农村的过程，也是认识中国、认识人生的过程，称为觉醒的过程应该更合适。所以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没多长光景，插队集体便作鸟兽散，只剩我因“海外关系”的背景，没任何地方“待见”，于是孤独地守着一大排空荡荡的知青住房苦熬岁月。白洋淀风光
谁能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我只能带着迷惘默默地期待。所幸我有朋友。这些在文革动乱年月里认识的中学生朋友们，大都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爱好。我们在一起犹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穿裤子的云——我们变化多端、形影无踪，倒也逍遥。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可说是在革命时代过得相对自由一些。毕竟，被扔在农村的插队草民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根本不能构成对高层权力威胁。所以，我们被遗漏在“四人帮”严峻的视线之外。只有当他们眼角的余光不幸扫荡到我们时，才被报刊或电台鼓噪一番。不想回村，我想去白洋淀游荡一番。早就知道那里是一片云梦泽国。而且有极方便之处：好多同学和朋友都在那儿插队落户：张建中（林莽）、宋海泉、崔建强、栗世征（多多）、潘青萍（乔伊）……等等，有些虽没见过面，比如姜世伟（芒克，又称猴子）、岳重、赵京兴和陶洛诵，但已久闻大名。很多朋友已去过，如于友泽（江河）、赵振开（北岛）等，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儿的水上生活，对久居城市或山区的人，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应当说，除了那儿的环境，还有更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这些朋友在当时那个年月，都决非等闲之辈。大家都在读书，都在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蜿蜒迂回。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家都对流行的一切嗤之以鼻，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而已。
诗人多多（栗世征）和他的诗集
我、栗世征和其他两个在白洋淀插队的小伙子结伴乘火车前往徐水。栗世征那天穿得挺整齐。上火车前，我们还胡逗乱闹的。可一上火车，一找到座位坐下来，他就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样儿。和他说话，他也是作出一副特别矜持的样子。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曾经是“学毛著积极份子”，于是有点诧异：这小子还挺能装孙子的。其实我们在一块儿是最讨厌装孙子的。但细一想，觉得他如此也有道理：你怎么能知道身旁没有充满阶级警惕的革命战士？！你又怎能保证没有专事告密的人？人人都要有一重厚厚的保护色。“祸从口下生”在那时是生活的现实。二重心理和二重性格是心灵的操炼。普遍的空虚和孤独感，栽培出对人，对事物，对感情的繁杂果实。正是这样的现实使他和当时那些诗友追求一种韵味独特的语言，一种习惯于人云亦云的人所难以读懂的比喻和联想，以及一种令人困惑的句法。他们的诗歌是特殊年月的果实。只有当时占据诗坛的“工农兵”诗人才只会浅薄地直抒胸意。然而直至今天，我们仍把那些平白直露的“诗”称作顺口溜。记得还是在村里，一天，郑光召（《老井》作者）拿了一本当年报刊猛吹捧的诗集，高声朗读了两句诗后，马上翻页到另一作者写的另一首诗的几句，然后又翻页，再念另一位作者的诗，居然，所有不相干的作者胡乱摘的诗句，即使被这样无秩序地组合到一起，完全像是出自一位作者手笔的诗！念完后他就将那诗集顺手一扔：“这么没个性的东西也叫诗！”房间里充满我们哗然不恭的笑声。确实，寡淡如水的顺口溜始终被我们所不齿。
后来，我这群插队诗友走上文坛的时候，被评论界称为“朦胧诗”派。甚至很多老诗人都读不懂他们的诗。艾青不是批判北岛那首《生活》——网——的诗，说题目比诗的正文还长，有这么写诗的吗？其实他很清楚，诗人北岛曾经从他早期诗作里汲取过营养，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派诗人的旗手。对于艾青的批判，北岛只是淡淡的一笑。他知道名人到了晚年往往会面目全非，甚至自己不认识自己。
北岛和芒克（左）
那天，白洋淀风不小。摆渡我们的渔船顶风向大淀深处荡去。我觉得很开心。和栗世征在船上把此行的路线定下来。先去寨南，然后再去栗世征和芒克所在的村子，其它比较远的村子，只是把人给叫出来或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但乔伊所在的村子是必须去住上一宿的。那里朋友比较集中。第一个晚上在寨南度过。这村的宋海泉是我清华附中的同学。当时在我们这些插青中，他的学问是最庞杂的，可谓博今通古。至今仍能对任何问题旁征博引。他多才多艺，除吟诗作赋，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和他同村的崔建强则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还有我校高一同学刘满强，他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来，真是声振寰宇。栗世征的歌喉也不错。大概和根子（岳重）在一起的缘故，他始终没扔下练嗓子这功夫。除了醉心于现代派诗歌，他还醉心于意大利男高音的用声技法，动不动就是“呵，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这些人在一块儿别提多开心了。轮流唱歌，喝劣质白薯酒、谩骂打闹……
白洋淀老照片
白洋淀的鱼鲜美异常。那时食油供应紧张，但在这里做鱼，我从没见过他们用油，只是把收拾干净的鱼往锅里一放，再加点水和盐之类的佐料，就会做出极美味的鱼来。饭桌上我们谈政局、谈种种小道消息，谈那时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流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蓝皮书，也谈其他朋友写的诗或小说什么的。自然，互相“挤兑”“踩瞽”居多。然后就把对方的遣词造句、诗歌意境给嘲弄一番，学问好的还能将对方句子的出处索引一番。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欣赏的譬如惠特曼、爱略特、庞德、艾伦堡、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杜琳娜、波得莱尔等等的诗句和意境拿来推崇一番。我则热衷于现代派。像荒诞派戏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涅斯库的如《犀牛》《椅子》等等。有时我们谈到郭路生。他的诗，如《相信未来》《烟》《酒》《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1960年代后期散布着巨大的魔力。他的诗歌所具有的冲击力，扫荡了当年所有官方发表的顺口溜。我觉得，郭路生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当所有的舆论都在糟蹋文化的时候，他用他的文字重新确立了真正的诗歌形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矛盾和局限。郭路生内心同时沸腾着水与火。它们造就了诗人，也使他在煎熬中患了精神分裂症。说他在部队郁郁寡欢，每日以烟为食，说他退伍后就进了精神病医院，出来后又要写名为《壮志篇》的诗，还要写河南“红旗渠”，结果在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程中，被小偷光顾，一文不名的他再次发病，流落街头20余天才被接回北京……大家听了，除了惋惜，不再评点什么。那时中国的书架上只有“雄文四卷”，小说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之属，舞台上则是那8个“样板戏”令人作呕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文学艺术有“样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事情就是这样——不塞不流。我们能离经叛道，当然还是“文革”这个催产剂。大批判的号角越高亢，我们就对被批判的东西感到神秘，于是就要研究和探讨和比较一番。出于这种简单而非一句话能说清的原由，还是早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17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
潘婧（潘青萍、乔伊）和她的作品
这些书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维。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这些书在我们之中神秘而神速地流传着。没人问它的来路，只是被催着快读快还——还有别的人在等着看。于是昼夜兼程地读、作笔记。那时，只要谁那儿有这类书，就会成为大家推崇的人物。白洋淀似乎刚刚通电（这就比我们山村先进多了，我们仍点煤油灯）。为了节省电费，灯的瓦数都很小。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胡吹海聊到很晚才睡去。第二天，宋海泉在队上借了条船，一行人唱着叫着杀向邸庄。和我们的小山村有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的居室前都是水。这里是很深沉、很安静、呈深绿色的湖水；我们建在半山坡的居室下面则是清澈、奔腾的乌马河。“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我们都自视颇高。邸村插青宿舍处的位置不错：房舍前面的地势比寨南插青宿舍开阔一些。乔伊（藩青萍）在北京尚未回来。戎雪兰和她的男朋友在。他的男朋友高高大大，很有艺术家的风度。在白洋淀他和戎雪兰一块儿画那些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现代派油画。我们去那天他们不知为什么事在闹别扭，戎雪兰的小姐脾气发作了，把男朋友的画笔使劲地抛到淀里，他就蹲在淀边默不出声地打捞。
左起赵京兴、牟志京、陶洛诵在颐和园
赵京兴和陶洛诵也在。那时赵京兴刚刚出狱（他因写了不少哲学方面的文章而触怒了极左派，被抓进监狱关了几年）。当时的赵京兴已在中学生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学者形象。在哲学和马列经典方面，他很有权威。他的名声在我们这批中学生中不胫而走，受到不少激情澎湃的少女少男的崇拜。在白洋淀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关于他和陶洛诵的爱情，也被中学生们广为传播。即使在他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当时抓思想犯已不再直说其“思想反动”，而是弄些莫名奇妙的刑事责任栽赃）投入监狱时，陶洛诵也照常去探监。一出狱，她就把他接到白洋淀来了。在这里他们俨然一对和睦到极点的夫妻。我注意到陶洛诵总是对赵京兴流露出掺杂着崇拜的缠绵柔情。在那零乱而又破败的房舍里，我们自然是先把熟悉的朋友们的消息交流一番，谁谁在那里，谁谁在干什么，谁谁“病”了（被抓、或被“群众专政”了的表达方式）。后来大家就问赵京兴蹲监狱的滋味，他告诉大家，最不好过的是案子悬着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结局。而宣判之后，就踏实了。即使有骚动，那也和刚进牢狱的滋味不一样。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刚被放出监狱大门时的情景：“我背着在监狱里用的那些破行头，一走到居民区，一看见那些低矮的房子，肮脏的街道，蹲在地上拉屎的孩子，还有在狭小的天空盘旋、不愿离巢的的鸽子……就强烈地体会到自由的可贵。监狱外面的一切都被我赋予了梦寐以求的诗意。恰好我行走在一家人的窗口下，从那里飘出贝多芬的《欢乐颂》，我一下就坐到墙根下，街道上所有的糟杂声都消失了，只有伟大的贝多芬在诉说着生命音符……”
1970年代的陶洛诵，圈子里公认的美女
我听得十分感动。一个希冀洞察社会和人生的青年在追求中付出了代价。也许这是中国特定的环境里普遍的现象？也许这是一个不安定的青年必然的命运？在亚洲、在第三世界、在中国……在白洋淀的这间房舍里，陶洛诵痴迷地望着他。那目光显示她的全部世界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一大船的来客要吃饭。又是陶洛诵为大家操持起来。她不声不响地收拾活鱼，买来了一些蔬菜和花生米什么的。赵京兴也去给她帮忙。很快，他就成为主角而由陶洛诵打下手了。饭菜很丰富。全部上桌时已经天黑了。我们这群人只管饕餮，胡吃海哨。赵京兴忙得满脸汗油。烧的是柴灶，他和陶洛诵的脸上还有黑的痕迹。陶洛诵指着一样菜带着骄傲的口吻说：“这是他挣的。是他给人看病挣的。”赵京兴不是这里的正式插队学生，但他不愿靠陶洛诵养活，便在研读哲学之余自钻医术，给淀民医个头疼脑热什么的，居然得到了淀民的认可。作为回报，患者就送他一些土产、蔬菜什么的。在大家惊讶赵京兴生存能力的时候，陶洛诵柔情地依在他肩上，轻抚着他的面颊，说：“你总是这样富于奉献。”在众目睽睽之下，赵京兴有点不好意思。他没理睬她。至少那一天赵京兴表现了高尚的奉献精神。
赵京兴（前左）、陶洛诵（前右）和陶的家人合影
第二天我们都显得有点睡眠不足。因为夜里凑在一起，躺在床板上聊各自经历的事儿，谈自己阅读的好书，讲点鬼故事，是很有气氛的事儿，谁也不肯早早睡去。一直在村里呆着没回城的同学则问京城又有什么新的政治事件。自那年2 月起，“中央文革”又开始部署“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党内层层扒皮的斗争正引起社会普遍的不满。认为一个这么大的执政党号令全国去批判章回小说《水浒传》、批判“克己复礼”“反儒尊法”之类的运动，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事情。很表现极“左”派在当时已是黔驴技穷。“上帝叫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80多岁的老人郭沫若，在那一年1月25 日的“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上，被拉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几次三番遭点名批判……黑暗中有人背颂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看看，历史典故倒是不少。可在动员了全国各民族人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史无前例”的、已经搞了数年的伟大“文革”后，却透露出“焚坑事业要商量”，而且“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信息——就是说，焚书坑儒的事儿，是历代都“行”的“秦政法”，这可是批不得的！那么，搞得天翻地覆的“文革”，究竟搞的是什么东西？！想想，实在让人胆寒。
诗人根子（岳重），1970年代在白洋淀
栗世征和我睡的床铺为近邻。每当谈到形势严峻时，他总是特别认真。我知道他在创作上很有魄力，同时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自我保护能力。在这点上，我们很多人都不如他。记得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气极败坏地跑到我家，说他已奔忙了一整天，到现在还没吃饭，“哥们儿，有剩菜剩饭端出来点。”我那会儿已吃完饭，招待他吃毕，他才说，据可靠消息，已经开始查抄“地下文学”，“我知道你有个稿箱，他妈的我得查查，你准抄了我的诗。”那会儿我们之间经常传看一些文稿，看到有漂亮的句子，意向深邃的诗篇，总要摘抄到笔记本上。谁愿意拿自己的文稿让别人乱翻乱动？“哥们儿，你得对我负责，我不能进去。告诉你，万一我折进去了，在酷刑之下，岂有完卵？我他妈的准一一招供。”他咧着嘴笑着说，“你怕也没好果子吃！”虽然我们俩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着这些话，但我还是让他翻了我的那些笔记本，撕下了有他诗句的那些页码。然后他问还看见谁抄过他的诗句，谁从我这儿抄过这些诗。他让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我说我再没扩散过他的这些诗。他于是说他还要去谁谁的家去翻找，告辞走了。他的气极败坏让我也沉不住气了。那时我写过一个5万余字的中篇，叫《第四次慰问》，从知识青年的命运揭示那个时代对良知的摧残。这篇东西我在一些知识青年聚会的场合里念了3次。我从来不敢让它落在第二个人手中。
1970年代的徐浩渊，北京读书圈子的知名人物
记得有一次我在徐浩渊、李胜平那群朋友家念它后，徐浩渊到我家提出借手稿带走，我拒绝了。第二天，她们家就又被有关部门彻底地抄了一遍。抄她家1小时后我去找她，才知道事情的可怕，同时庆幸我没将手稿借给她，否则，我必难逃牢狱之灾。不能没有安全意识。我当然担心成为地下文学的查抄目标。他走后，我便将稿箱里的文字，通通付之一炬。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当时干嘛不将稿件转移呢？事实上栗世征也并没将自己的稿子焚毁，他只不过转移到什么别处去了。划着那条船，我们一行人前往栗世征他们村。我很想见见猴子（芒克）。那时我只是听说过这个侠气颇重的诗人。他的诗纯净美好，像是无邪的单簧管在大自然里抒发情感。他不太和书卷气浓重的人厚交，但却喜欢和同村的劳动人民为伍。盛传他在村里爱上一个姑娘，拼死拼活地要娶她。他和村里的后生交朋友，把他领到家里住。一次，猴子的姐姐终于发了脾气，轰人家走，猴子就帮那村里后生一块儿和他姐姐干仗。很显然，这是我们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还知道他和一个叫彭刚的现代派自由画家一同流浪过——效仿美国作家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那种既浪漫又疯狂的方式，但在出北京没多久便被擒获遣返京城。
芒克（姜世伟，又称猴子）的诗集和回忆录
在大淀里很容易迷路。我尤其辨不出东西南北。我看淀里的景致总是大同小异：水路的两侧是方阵一样的芦苇荡，鸭子在那里游来游去。靠苇荡的地方总能看见鸭子下的蛋。他们村距离抵庄有半天的水路。记得那一天划船的是栗世征，他竟然一路划一路辨别方向，没出什么差子就到了目的地。他辨别方向的能力确实让我佩服。猴子不在，据说是追哪个妮子追到什么地方去了。没见到猴子，我有点失望。说实话，我真想知道他对身边的一切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能那么投入地融入村舍之中，那么真心地交村里的朋友，在我总是难以做到的。但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那个太行山的小山村里，知识青年已大都谋生走了。只剩我独自留守。他或许能启发我点什么。周游后，我又在宋海泉的寨南住了一个月左右。在那里我读书、游泳，真是悠哉游哉。我们在大堤上闲聊，有时讨论一些颇为深奥的问题。谈文学，谈诗歌，粪土当年政局。当然我们都坚信，中国不可能永远是眼下这个样子，危机已如狼烟四伏。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这样，当祖国摆脱了病恹步入健康发展那一天，我们就不会是隔岸观望的帮闲，而是搏水弄潮的健儿。
《今天》杂志同仁郊游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村子里30多个一起来“扎根”的同学都飞鸟各投林，上大学的当了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工厂的当了“领导一切”的工人老大哥①，再不济的也投奔父母另谋高就。唯独剩了我一个人，没任何地方投奔，没任何单位接收。甚至连村书记还找来特意对我说，人家都走了，俺们村小，容不下城里的大学生，走时可把水桶呀、灶具呀什么的，都给留下来呵。我随口答应着，心里却异常清楚，村子里已经安排了我们全部走光的事宜。我已像社会渣滓那样被遗弃，成为各层组织和机构的累赘，我无处容身。我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已沦为可悲的弱者。“鹦其鸣亦，求其友声”。孤寂的太行山永远都是我巨大的慰藉。我和大山做伴，倒也逍遥，只是一到逢年过节，我就无法排遣巨大的孤独。我便要下山，找那些和我一样处境的“同类”聚会一番。是国庆节前夕，我提了两只老母鸡，蹬着自行车下了山。在我们太谷县平地的西吾村里，还留守着我们清华附中的十几个男女同学。他们集体居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在那里，我们大锅炖肉，大碗筛酒，胡乱讲着龌龊的故事，是那样的放松、那样放荡无羁。然而又总觉得还不够刺激。总应该有点什么让人心情激动的事儿才好。但一时间又找不着什么。我们在一间宿舍里吃吃喝喝、打打闹闹地折腾够了又去打牌、算命、聊着耳闻目睹的男女之间的性事、谈各自的性经历……总之，想方设法地开心、高兴，谁知事与愿违，越是胡聊越是无聊，总觉得人生的失意犹如潜伏在角落里的毒蛇，一刻不放松地窥视你、搅乱你。所以胡闹了片刻后，总是会出现沉默。这时，大家就无聊地抽烟。
甘铁生和朋友们在一起
突然，一个女同学进了房间，无表情地宣布道：“王八蛋又来了！”满屋人中，似乎除了我，谁都知道她说的是谁。沉默了片刻，一个男同学愤愤地说：“敲了他小子他就不来了！”另一个骂道：“天天来这里鬼混，操他妈的！”我便问和我一起在大土炕上靠着被垛的同学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他们集体里有个女同学和村里一位后生发生了恋情。两个人每天在一起厮混。这引起了众多同学的不满。一个同学提议说，要不把他妈的电闸拉掉，那两个狗男女一定乐得不得了，一准会一丝不挂地操起×来！然后咱们就去“捉奸”，把那小子痛打一顿，再押着他们俩光着眼子满村游街，让他们满世界地丢人现眼去！这个主意让我们喜形于色，有人拍手叫绝。于是分配了任务，谁谁去拉电闸，谁谁冲进房间“捉奸”。还设想万一出现的意外，比如，动作慢了会让那对奸夫淫妇穿戴整齐，那便不好处理了。最好能将他们赤裸裸地按在床上……滑稽的捉奸行动开始了。待电闸拉下三五分钟后，我们一个个心怀异样的兴奋和紧张，蹑手蹑脚地朝那女生的宿舍走去。绰号叫小咧锛的同学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这些男女同学便争先恐后地挤到门前，一边高喊着一边踹门。谁知门封得挺死。屋里沉默了片刻后，那个女同学显然懂得“擒贼擒王”的哲学，在房间里厉声叫骂带头的那个同学：“小咧锛，跟我玩这套！我知道全都是你他妈的捣的鬼！”这一招果然厉害。毕竟都是同学，毕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派别的战友，毕竟在插队初期都是因为志趣与爱好相同才凑到一起来的。小咧锛在啃节上当然不能退缩，扯着沙哑的嗓子和她对骂，说要抓流氓、捉奸。一听这话，里面那个女生骂得更厉害了。乱哄哄地叫骂和踢门击窗了一阵子之后，门突然开了，那个女同学衣冠齐整地站出来，插着腰跳着脚和众人争吵对骂。这帮人多，一部分人冲进屋去捉那奸夫。他正站在屋子中间浑身筛糠一般发抖呢。两个人都穿着衣裤，让众人好生失望。毕竟只是个农村子弟，平时也知道这些城里来的“野种”没人敢管教，不知道他们能闹出什么事儿来，村里后生只是一个劲儿地哀求：“不敢了不敢了，以后俺决不敢了！”还是那个女同学朝他厉声喝叫：“别怕他们！咱们没干犯法的事儿！”这句话提醒了那后生，他开始以沉默来对付叫骂。这帮同学便你一拳我一脚地揍他。他就是一声不吭。突然，那个女生不再搭理任何人的围攻和谩骂，分开人群往外走。大家当然要阻拦。她却声音极高地叫起来：“你们算他妈的干什么的？！我连尿尿的权力都没啦？你们有本事一刀砍了我！我他妈的借你们俩胆儿！”这女生在我们学校里可谓是久经风雨考验的井冈山红卫兵战士，参加过多次武斗，审问过敌对派别的俘虏，如此在在大风大浪里行过船的人，如今怎会在这一汪汪连纸船都掀不翻的尿泡里跌份？吓唬谁呀！她径自往北墙根处的茅坑走去。这边，大家伙就继续对付村里的后生。问得更直接了：“你们俩黑灯瞎火地操×没有……”他露出一副可怜而又无害的模样：“俺……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呀！你们都是什么人呀！俺敢沾吗？！真的，俺向毛主席保证……”“别他妈的保证！向谁保证呀！”说着又是一顿拳脚。这时那女同学上罢茅房回来了，声音更加理直气壮：“你们他妈的有事没事儿？！别瞎耽误功夫，我们还有事呢！”为了体面的下台，小咧锛又带着大伙儿屋里屋外地和那女同学吵闹了一番，最后义正辞严地宣布了几条“禁令”，诸如在知青大院里不许非法同居，不许搞流氓活动，特别是非本院知青，不得擅自出入等等……事情当然以我们这帮人什么也没捞着而告结束。在房间里大家总结经验，说自己太没经验了，干捉奸的事儿，应当不由分说踹开门就把人按在床上，就像警察抓人一样，什么叫捉奸捉双呀，还让她去茅房！她的×里准夹着避孕套呢！她借口上厕所，把避孕套给扔茅坑了！众人恍然大悟。立马有人提议去搜查茅坑！于是赶快找手电，男女人马又火速杀到北墙跟下的狭小露天茅房里。众人伸着脑袋往茅坑里探寻，几个哥们儿先后用搅屎棍把个茅坑搅得臭气熏天，也没在里面捞出个所以然来。有人说，那娘们儿准是先把避孕套包在手纸里再扔进茅坑的。有理！于是大家就又专挑浸在粪便里的手纸，一个个像侦察员那样每当找到一块手纸便翻来覆去地研究，全然不顾那里的恶臭与龌龊。当然还是一无所获。大家兴味索然地放弃寻找避孕套的努力，重新回房间里“欢度国庆”。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也提不起任何兴趣。我则决心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西吾。后来我就以这次生活感受编了一篇名叫《聚会》的短篇小说。发表后居然引起了一番轰动，海内外不少刊物翻译和转载。此为赘述。
甘铁生短篇小说《聚会》，发表在1979年的《今天》杂志上
姜世伟（芒克）——自由诗人。目前在北京。常受邀出国进行诗歌交流郭路生（食指）——诗人。目前在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乔伊（潘青萍）——作家出版社编辑。女作家，时有作品问世。
注①：文化大革命中的响亮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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